关于故乡的优美散文:乐土
本站:大汶口古镇,是作者年少时的乐土,也是他成长后内心的乐土,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《乐土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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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镇大汶口,座落在泰山南麓,大汶河北岸,历史上曾经是沟通齐鲁大地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处,更是兵家必争、商贾云集、文人荟萃之地,《诗经》上所说的“鲁道有荡”便指这里。而“大汶口文化遗址”的发掘,更给这个古老的小镇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我的故乡堡头村与大汶口镇一衣带水,隔河相望,但风土人情截然不同,一个典型的“宁阳腔”,一个十足的“泰安味”,也就是说,从说话口音,就能分辨出谁是河北(泰安)人,谁是河南(宁阳)人。在我童蒙未启的时候,曾在大汶口二姑家住过一段日子,不过由于太小,现在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,后来随父亲看二姑,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道横亘于汶河两岸的长长的石桥。石桥共65孔,全长400余米,据说始建于明隆庆年间,在此之前,人们过河只能趟水或靠渡船了,泰山八景之一的“汶河古渡”就在距石桥不远的上游,而现在只剩下一片绿色的柳林。石桥北端,原来有两尊龙头石雕,后来给红卫兵毁坏了,不过依稀可辨当年的气势。
大汶口当时是公社驻地,居民生活较四乡充裕,因为他们除了种地,多少干点小本生意,像开个经销,贩个集头,只要不大张旗鼓,“官府”一般不会计较,其实计较也无济于事,精明的汶口人从来不会安分守己。
二姑家座落在银行街中段。一、三、六、八大汶口逢集,虽没有历史上的大汶口集繁华,但赶集的人也络绎不绝。尤其银行街,当时是菜市场,大姑娘小媳妇挎着个篮子,卖几个鸡蛋,买几斤青菜,然后匆匆地赶回去给下地归来的父亲或丈夫做饭。也有称肉的,都是有来源的,凭工分吃饭的社员是买不起的。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和许多沿街而居的人家一样,二姑在屋后支了个茶炉子,一天下来,落个块儿八角的。而我那时最感兴趣的是二姑家堂屋里那枚亮得耀眼的灯泡,因为当时我们村别说电灯,煤油也是凭票供应,不能随便点的,其次是顶棚——汶河两岸称虚棚。有一次,我问父亲:
“二姑家的屋从外面看是尖的,从里边看怎么是平的呢哪?”
“那是虚棚。”父亲笑道,“过去有钱人家的房子都是这样。”
几十年前,二姑父是大汶口镇知名的商人,主营布匹,兼营杂货,日子过得十分殷实。“公私合营”时他进了被服厂,五九年自动离职,本欲重操旧业,结果买卖没干成,工作也丢了,后来贫病交加,抑郁而死。这都是父亲陆陆续续告诉我的。他也称得上“半个汶口”,十多岁跟二姑父做生意,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,直到五十年代初进南驿供销社。他是给单位“下放”的,结局和二姑父差不多,只是多活了几年而已。
史载,早在明末清初,大汶口的工商业已相当发达,至清末民初,达到鼎盛。现在的“山西会馆”便是乾隆年间由山西商人出资兴建的,亭台屋宇,气势非凡,森然的高墙与之呼应,虽经二百余年的风风雨雨,但风骨犹在。凭心而论,现在的“大汶口商业城”也不算萧条,但其建筑风格与之相比,则未免显得小器。由于当时大汶口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,商业以转运农副产品为主,包括宁阳的生姜,济宁的豆饼,新泰、泗水、费县等地的花生及当地的大麻。收购旺季,驮子队、挑子队及大小车辆熙熙攘攘。镇南横跨汶河的石桥上,车辆行人川流不息,镇内大小货栈通霄达旦忙个不停。桥南茶棚(堡头)村,桥北大汶口镇,临街两旁客店林立,连石桥两端和石桥中端的“哑巴桥子”两侧,都是一座挨一座的小饭铺,可见当时汶口繁华之程度。然而,连绵不断的战乱和社会变迁,却给这个著名的北方小镇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,最后只剩下一具躯壳,直到二十世纪末叶,它才呈现出中兴之势,但元气委实难复了。
他们——我的父亲和二姑父,以及当年那些精明而本份的生意人,原本不过是散居各地的普通农民,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的,“他们不甘劳苦,却又毫无政权希望,他们感觉到了拥挤,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”,为了摆脱贫困,他们选择了经商这条并非出自“政治原因”的道路,后来却成了“政治”的牺牲品——社会的变革一度忽视了民间商业的作用,而把这一切当作“资本主义的尾巴”给割掉了。
由于家里穷,父亲难得喝一次酒,但我知道他的酒瘾很大,所以每次从二姑家回来,他脸上总是红朴朴的,为此母亲常笑话他没出息。从父亲惟一留下的那张照片看,当时他也是白白胖胖,富态得很,而此刻俨然一位山野老叟,黎黑精瘦。他的“没出息”,我想完全是由于他当年的“有出息”造成的。人生之不易之不幸,不在于生活的磨难和劳苦,而在于对这种磨难和劳苦绝望的反抗。
那时奶奶还健在,每逢冬季,二姑总要把她接到大汶口,临近春节,再让表哥表姐送她回来。有时我和父亲也到大汶口去接。望着二姑家熊熊燃烧的火炉和火炉旁昏昏欲睡的奶奶,我意识到奶奶来这里过冬的必要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们家点火炉的历史不足十载,而奶奶病逝于十五年前的秋夜,应该说奶奶是老死的,七天七夜不食水米,就这样睡过去了,没有遗憾,也没有痛苦,只有终生吃斋念佛积德行善的人才配这样的寿终正寝吧?
七岁那年,我步入校门。当时意识不到学习的重要,更不能理解父母供我上学的艰辛,一天到晚,只知道玩儿。好在那时也没啥好学的,否则我真要“遗恨终生”了。四年级时,我迷上了小说,当时人们习惯地称之为“闲书”,像《苦菜花》《三家巷》《苦斗》《小城春秋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战斗在滹沱河畔》等,都是从汶口二姑家床底下找到的,也是当时明令禁止的,但我却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。后来才知道,这些书是三表哥辗转从采购站偷来的,颇有点传奇色彩。老师在台上讲,我在台下看,因此,常常被老师当作“典型”揪上讲台,而我于众目睽睽之下,惦记的仍是被老师没收的小说,唯恐老师“上纲上线”。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因为这些书老师也很喜欢,特别是班主任李平友,还当众读过一段《杨子荣智识小炉匠》,使同学们知道除了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,这个世界上还有部叫《林海雪原》的小说。那时读书,全凭兴致,所以很容易进入角色,而现在看书不免有些功利,因此乐趣全消。
现有的书读尽了,就想买书看,而为了买书,我几乎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物件,像父亲干买卖时遗留下来的铜制器皿,我儿时戴过的项链手镯,床底下的绳头,墙缝里的头发,穿得破得不能再破的破鞋,总之,只要大汶口采购站收的,我能找到的,无一不卖。其实那时书店也没什么好书,像浩然的《西沙儿女》,郭澄清的《大刀记》,谌容的《万年青》,童边的《新来的小石柱》,现在看来已是很不错了。
一天,我和一位姓齐的同学去卖镇纸——这是当时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铜器了,我觉得好玩,并不想卖,可这位姓齐的同学说,大汶口书店来了本《煤城怒火》,精彩极了,我禁不住诱惑,只好忍痛割爱了。穿过那道古老的石桥,就到了大汶口南门,为了防水,镇南筑一道高高的寨墙,南门也是防水闸,大水来时木闸随时落下,万无一失。气宇轩昂的南门之上,绘有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巨幅画像,栩栩如生,跟斯诺的摄影豪无区别,特别是毛泽东那犀利的目光,从很远的地方就盯着你,到了眼前仍不肯将你放过,使所有经过这里的人,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,从中也看出画家的功夫。
走进南门,迎面是一条石板路,路西就是现存的“山西会馆”,路东是一家家住户,门宽数尺,一看就知是当年的店铺,只是门前冷落车马稀,再没有就餐投宿的主顾了。这时,从一家代销店走出一位年龄和我们仿佛的少年,看到我手中的镇纸,停下来问:
“是卖的吗?”
“嗯。”我应了声。
“卖给我吧。”他恳求道。
“我们去采购站。”我说。
“去采购站也不值钱。”他撇撇嘴,而目光始终没离开我手中的镇纸。
“你给多少钱?”姓齐的同学动心了。
“一块。”那少年伸出一个指头,晃了晃问:“行不行?”
“卖吧。”姓齐的同学劝我。“采购站最多给五毛。”
我点点头,信手把镇纸递给少年,不料他接过镇纸,飞也似地跑了,等我们明白过来,他早已跑得无影无踪。
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骗,所以至今想来仍郁郁不乐。那少年也许喜爱镇纸,而自己确实没有钱买才欺骗我们的吧?但他这种行为却是最最让人厌恶的,以后类似的亏我还吃过不少,而每一次,比这位少年给我的刺激都大,这一方面说明人心之难测,与我自己的轻信和无知也不无关系——活该!
镇纸没卖成,书还是想买,可手头的钱又不够,怎么办?这时我想起了二姑,相信只要我张口,她是不会拒绝的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二姑专程为我们称了半斤油条,这在当时对我们而言,无疑是大大优待了。吃罢油条,拿着二姑给我的一块五毛线,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新华书店……
之后不久,我考上了管区联中,去大汶口的次数就少了。说是考,无非走走形式而已,成绩好坏,并不影响升学。不过,我的疏于汶口,并非因为升学,而是出于少年的自尊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也许是“闲书”的潜移默化,我忽然变得敏感起来,再不像过去那样无忧无虑。那时候,同学们大都身着漂亮的制服,而我还穿着母亲缝制的大裆裤,相比之下怎不自卑?家境的困顿像一道阴影,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。我甚至对父母产生了莫名的怨尤。这种情绪是危险的,但对于一个青春期少年来说又是正常的。如今回忆起那段时光,深为自己的少不更事感到愧疚——一个多么虚荣的男孩啊!
大汶口,少年时代的我只能凭着一知半解的认识去揣测你,而这点认识,很多也是从父亲口中和二姑家中得到的,并不知道你还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。但无论如何,你是我少年时代心中的“乐土”,而正是怀着这个朴素的念头,几年后的某个秋日,我才投入到你的怀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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